过去一些企业之所以遭遇走出去的失败，往往就在于动因“缺失”或“迷失”：一是不知、不问或不管走出去为何，纯粹为走出去而走出去；二是出于多元化扩张的需要，背离自身核心专长而盲目走出去；三是仅仅出于公关拓展、往来接待、信息窗口等需要，通过设立异地或境外办事处而“外交使团”式走出去；四是受某些“热点”地区或行业的吸引，或受异地与境外投资热的感染而“寻热”或“攀比”式走出去。由于这些走出去均非出于合理动因或忽略了经济上的主导动因，那么最终走向失败也就不足为奇了。

　　要紧扣自己的核心专长

　　深圳特区报记者：如今愈来愈多的深圳企业在酝酿走出去战略，那么什么样的企业才能成功走出去呢？

　　代明：并非所有企业都能成功地走出去，因此我们还需研究走出去的主体和可能性问题。走出去的主体或能够成功走出去者，只能是那些具有核心竞争力，亦即具有核心产业(业务)、核心产品(服务)、核心技术、核心价值观(文化)及相应优势的企业。这里的关键词是核心竞争力，也作核心能力、核心专长。“核心”是个一元概念，它强调的是企业在某一方面、某一领域、某一专业的特异能力。“多核心”自然就不是核心了。纵观全球500强，大多都是以一业为主或在一业称雄的专业化公司，其中不乏“俗称”为石油大王、钢铁大王、铝大王、汽车大王、软件大王、航运大王、快餐大王的……即使像GE那样极少数成功的多元化跨国公司，其优势也只集中在有限的几个行业，如飞机发动机、医疗器械、金融服务，因为曾带领GE走向成功的韦尔奇的信条是：做不到前二名的业务宁可不做。

　　实践也反复证明了核心能力对企业走出去成败的决定作用。大凡失败的异地或境外投资，要么其投资者自身就无核心专长，要么其投资行为背离了自身的核心专长。反之，凡成功走出去者，不仅自身的核心专长及行业优势突出，而且其对外投资与经营都无不紧扣自己的核心专长。

　　投资和经营集中于核心产品

　　深圳特区报记者：全球商机无限常常让人眼花缭乱，那么走出去的企业如何选择资金投向呢？

　　代明：这实际上是对外投资和经营的项目选择问题。答案简单而明了：投资和经营集中你所有优势的核心产业和产品。通用汽车来中国就造汽车，沃尔玛商店来中国还开商店，联邦快递来中国仍干快递，麦当劳快餐来中国仍做麦当劳快餐，摩托罗拉来中国依然造它的摩托罗拉手机……涉足新业务并非绝对不可以，但那毕竟是转行，只能当作特例而不可当作常规，切莫轻易为之。何况是在异地和境外，涉足新业务更应慎之又慎。道理其实很简单，走出去凭的就是企业的核心专长或核心能力。而这个核心专长或核心能力需经长期努力不断积累才能形成，绝不可能一蹴而就，更不宜频繁更换或转换。

　　然而我国企业界曾一度流行“什么赚钱干什么”的理念。这种表面似乎十分在理的说法很有误导性，结果导致各类企业对“热点”地区或“热门”产业趋之若鹜，形成所谓“寻热效应”，这是走出去的最大陷阱。因为“寻热”式对外投资不仅容易造成众多企业对同一行业或地区的饱和甚至过量投资，而且最易背离企业自身的核心能力。运用内部专长与把握外部商机相比何者更重要？当然是前者。商机并不一定都属于自己。只有当商机与自身的核心专长碰巧吻合时，那才属于自己。

　　对外投资主要是无形资产

　　深圳特区报记者：企业走出去倚重资金实力吗？对外投资主要投什么？

　　代明：当今国际通行的对外直接投资(FDI)，指的是一个企业品牌、资金、技术、文化、管理及管理团队等的“一揽子”投入，而其中的纯资金投入并不起主导作用。如法国雪铁龙汽车公司(现PSA集团)与法国兴业银行、巴黎国民银行共持有神龙汽车公司30%的股份，其中雪铁龙公司仅持股约25%而远未控股并远远少于中方股东，但合资公司的品牌、车型、技术、管理、装备、工厂及产品设计等关键生产要素全部是由雪铁龙公司投入的(美国通用汽车、德国大众汽车等大牌跨国公司的在华直接投资均如此)，那么这于雪铁龙公司来说就是不折不扣的FDI。还有香港迪士尼公园项目，港府虽投资55%且主要是货币、土地等“硬资产”，而作为“核心专长”输出方的华特·迪士尼公司仅持股45%且主要是品牌等无形资产，但对于后者来说同样是地道的FDI。反之，我们许多投资者尽管在其所投企业里持股较多，但由于仅有现金等传统资本投入，不能或难以主导其经营、管理、研发和文化，也就称不上或至少在性质上有别于跨国公司的FDI。可见，对外直接投资的关键是企业核心能力或核心专长的输出。

　　把握好机遇和商机

    深圳特区报记者：可否说走出去利用外部市场和资源是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需要？那么企业何时走出去为佳呢？

　　代明：企业走出去当然需要选择和把握好时机。从宏观看，当前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冲击着保护主义，各地各国的贸易壁垒和投资门槛不断降低；加上国家地区之间吸引外来投资的竞争加剧，投资软、硬环境改善，这些都十分有利于深圳企业走出去。从微观看，企业一是应从自身成长阶段来把握走出去的时机，二是应从贸易与投资的动态成本比较来把握走出去时机，三是根据产品的生命周期来把握走出去时机，四是要把握好随时可能出现的走出去机遇或商机。比如华为、中兴近年来不断加快走出去的步伐，则不论从宏观还是微观看，都是把握住了最佳时机。

　　选准投资环境最重要

　　深圳特区报记者：企业走出去可能还会碰到对外投资的区域选择问题，请您谈谈走出去该走向哪里？

　　代明：走出去的地区选择同样要依据企业自身核心业务发展对外部资源和市场利用的需要。如果走出去主要旨在利用外部资源，那当然是看到哪儿获得所需资源成本最低最方便。如果走出去的主要目的是利用外部市场，那自然就要看本企业的产品或服务在哪儿最有市场及进入市场成本最低。汽车跨国公司纷纷来华投资看准的就是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待开发汽车市场的潜力。此外还得看当地的投资环境，包括硬环境和软环境。中国如今吸纳FDI已与美国伯仲，除了我们的市场和资源吸引力外，投资环境日臻完善也是重要原因。

　　降低“准出”门槛

　　深圳特区报记者：以上都是站在企业的角度谈走出去问题，那么在推动企业走出去方面，政府应该为之做些什么呢？

　　代明：支持企业走出去利用外部资源和市场，乃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经济政策和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政府至少可从三方面作为。一是权益保护。发达国家为保护国民在海外的生命财产安全常常运用法律、外交等手段。而近年来国人在海外权益受侵犯的案例时有所闻，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步伐的加快问题将愈来愈突出。国民海外权益保护主要通过双边或多边国际协定来解决，但地方政府仍可有所作为，比如增加与某些重点经贸往来城市的政府交流，与本国驻当地使领馆加强互动等。二是政策鼓励，包括降低“准出”门槛，制定和实施优惠的融资、汇兑、税收、人才政策等。三是服务跟进，亦即建立健全包括政府服务与中介服务的海外投资服务体系。所谓跟进，就是说一些服务也需要随着走出去的企业一道走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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